校主陈嘉庚

校主陈嘉庚传略

发布时间:2014-10-24  浏览次数:

在辛亥革命到全国解放这三十多年的风暴中,出现了许多人们难以忘却的历史人物,毛泽东主席称誉为“华侨旗帜,民族光辉”的陈嘉庚是其中的一位。

陈嘉庚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,“为中国人民革命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”。不论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,他都跟随着时代的步伐不断前进。他把一生献给爱国兴学,献给救亡大业,献给振兴中华,成为华侨的一代领袖和楷模,赢得了全国人民的尊敬。

陈嘉庚生于国难,长于国难。 1874年10月21日诞生于福建省同安县集美村(现属厦门市),那里距离因鸦片战争失败而被迫通商的“五口”之一的厦门只有一水之隔。他目睹中法战争中法国战舰侵入福州马尾,目睹台湾割给日本侵略者,目睹鼓浪屿沦为帝国主义的共同租界,从清王朝辱国丧权和腐败无能的现实中,逐步认识到政治变革的必要,增强了爱国心。

陈嘉庚在贫穷落后、民生调蔽的家乡度过了青少年时期,念的是私塾。十七岁远离家乡,到南洋谋生。父亲陈杞柏在新加坡开一家不大的米店,陈嘉庚就在那里服务了十三年,直到米店收盘,才出而独立经营黄梨罐头厂。他很快就崭露头角,以开拓者的姿态,从事橡胶垦殖业,被称为东南亚橡胶王国的四大开拓者之一。1911年前,他从黄梨厂、橡胶园和米店获利数十万元,成了同业中的佼佼者。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他的事业迅速发展提供了机会,橡胶不断涨价,海运业获利丰厚。1923年到1925年他已成为一万五千英亩橡胶园的拥有者,橡胶制品遍销五大洲。他还经营米厂、木材厂、冰糖厂、饼干厂、皮革厂,资产达一千二百万元(叻币,约值黄金百万两),“华侨大实业家”之名远驰海内外。

然而这一大实业家的“鸿鹄之志”,不在发财,而在于报国。他在孙中山先生革命思想的哺育下参加了同盟会,辛亥革命时被新加坡闽侨举为福建保安会会长,募款支持福建光复和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活动;并为发展当地华侨教育作出贡献。1912年他回乡创办集美小学校,在其手撰的《集美小学记》中,把兴学目的说得很明确:“余侨商星洲,慨祖国之陵夷,们故乡之哄斗,以为改进国家社会,舍教育莫为功。”十数年内陆续增办各种类型学校,到1927计有:男子小学、女子小学、男子师范学校、男子中学、女子中学、水产航海学校、商业学校、农林学校、幼稚师范学校、国学专门学校,统称集美学校。1923年孙中山大元帅批准“承认集美为中国永久和平学村”。

1919年爆发“五四”运动,陈嘉庚看到了新的希望,以愚公移山的气概创办厦门大学,“通告”宣称:“民心不死,国脉尚存,以四万万之民族,决无甘居人下之理,今日不达,尚有子孙,如精卫之填诲,愚公之移山,终有贯彻目的之一日。”这是当时全国唯一独资创办的大学。

在世界经济危机袭击着殖民地经济的时候,陈嘉庚以硬骨头精神同英国垄断资本集团进行不折不挠的斗争。垄断资本集团强迫他停止提供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的经费,他愤然说:“不,企业可以收盘,学校绝不能停办!”1934年,陈嘉庚股份有限公司终于在困难重重中收盘。企业失败了,“倾家兴学”的美名永存。黄炎培说:“发了财的人,而肯全拿出来的,只有陈先生。”

陈嘉庚不但为教育事业鞠躬尽瘁,而且具有卓越的教育思想。他提倡学生要在德育、智育、体育诸方面全面发展,倡办职业技术教育,高度重视师范教育,认为“没有好教师就没有好学校”,等等。这些,即使在今天社会主义建设时期,也具有可供借鉴的意义。

陈嘉庚的华侨领袖地位是在抗日斗争中确立的。1928年他担任“山东惨祸筹赈会”会长,第一次把华侨抗日力量团结起来。 “七七”事变发生后,他又被推举为“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”(简称“南侨总会”)主席,领导南洋一千二百万华侨出钱出力,支援祖国抗战,使华侨爱国大团结进入一个新阶段。

陈嘉庚不但关心祖国的难胞,尤其关心民族的兴亡。在南侨总会成立不久,他曾向重庆国民党中的妥协派发出了最猛烈的抨击。 当时广州、武汉相继沦陷,人心动荡,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公然发表对日和平谈话,抗日统一战线面临着最大的危险。陈嘉庚当即以 参政员的身份向正在开会的国民参政会提出“敌未出国土前言和 即汉奸”的电报提案。这个提案被会议热烈通过。邹韬奋称这寥寥 十一个大字是“古今中外最伟大的一个提案”。汪叛国后,陈嘉庚致 电蒋介石,要求“宣布其罪,通缉归案”。这种大义凛然、顽强斗争的民族气节非常可贵!

访问延安是陈嘉庚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转折点。在这以前,他把民族的命运寄希望于国民党政府。1940年3月,他率“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”到了重庆,亲自观察到国民党统治集团消极抗日、积极反共的丑恶行径,“国共摩擦似有剑拔弩张之势”,遂不顾国民党当局的阻拦,在侯西反、李铁民陪同下毅然访问延安。在那里,他会见了毛泽东主席、朱德总司令和其他中共领导人,参观了抗日根据地的学校、工厂、机关,考察了陕北人民生活,“断定国民党蒋政府必败,延安共产党必胜”。后来,他在《南侨回忆录》开弁言中写道:“见其勤劳诚朴,忠勇奉公,务以利民福国为前提,并实行民主化,在收复区诸乡村推广实施,与民众辛苦协作,同仇敌忾,奠胜利维新之基础。”他醒悟了,“如拨云雾而见青天”,从此坚决转向拥护中国共产党,这对一代华侨产生了历史性的影响。他回新加坡召集第二届南侨大会,宣布国共摩擦的真相,指出“中国的希望在延安”。对顽固派势力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,推动广大华侨坚持抗战,反对妥协;坚持团结,反对分裂;坚持进步,反对倒退的斗争。

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太平洋战争期间,陈嘉庚组织“新加坡华侨抗敌动员总会”,被推举为主席。在英军放弃新加坡前夕,经亲友一再催促,方悄然转移到印度尼西亚去,集美和厦大校友黄丹季、郭应麟、林翠锦(女)等冒着生命危险,掩护他匿居印尼玛琅。他在这期间撰写《南侨回忆录》,身怀一包氰化钾,随时准备以身殉国;他曾赋诗明志:“何时不幸被俘虏,抵死无颜谄事敌”。高风亮节,堪为后人矜式。

陈嘉庚终于躲过了敌人的魔掌,日本投降后,安全回到新加坡,受到华侨五百个社团的欢迎。1945年11月18日,重庆十团体举行“陈嘉庚安全庆祝大会”,毛泽东主席送的“华侨旗帜,民族光辉”的祝词,成了历史性评价。

当时,全国人民既欢庆抗战胜利,又注视和平建国的前途。陈嘉庚对重庆谈判不抱希望,认为“还政于民,谋皮于虎。蜀道如天, 忧心如捣”。果然,全面内战不幸爆发了,陈嘉庚以“南侨总会”主席名义致电美国总统杜鲁门,美国参、众两院议长等,明确表示反对美帝国主义支持蒋介石发动反人民内战,于美蒋的反动阴谋以有力打击。为了斗争的需要,陈嘉庚在胡愈之、张楚琨、李铁民的协助下,创办《南侨日报》,毛泽东主席为该报题词:“为侨民利益服务”。这家报纸对于团结广大华侨群众,支援祖国解放斗争作出了贡献。同国民党统治区广大人民群众的民主爱国运动相呼应,陈嘉庚组织了“新加坡华侨各界促进祖国和平民主联合会”,并被选为该会主席,领导华侨以实际行动支持祖国的民主运动。

1949年新中国诞生,陈嘉庚应毛泽东主席的邀请,回国参加人民政治协商会议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,他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。此后,定居集美的十二年是他一生最愉快的时期。他生活在梦寐以求的社会主义祖国,看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,内心的喜悦与兴奋是难以形容的。正如他1955年旅行全国所得的结论:“事实证明,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使国家富强,使人民幸福。”(《伟大祖国的伟大建设》)报国的积极性更高了。董必武赠以集句:“树立甚宏达,壮心不肯已”。他把自己在新加坡的产业变为现款加上筹款共汇回一千多万元(人民币),用于扩建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。对国家大政和家乡建设提出许多具有卓见的建议,得到人民政府的重视和采纳,其中尤以鹰厦铁路和厦门海堤的建设方案最为人们所熟知。他是党的真正诤友,在国家事务方面如有不同意见,总是知无不言,言无不尽;做到肝胆相照,荣辱与共。他激动地说:“知我者党也!”

陈嘉庚恪遵“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”的古训,生活朴素,自奉菲薄,居旧室,自定伙食标准每日不超过五角。他身体力行的座右铭是:“应该用的钱,千万百万也不要吝惜,不应该用的钱,一分也不要浪费!”临终他把遗产三百万元(人民币)全部献给国家。

陈嘉庚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、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、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、华东行政委员会副主席、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主席、中华人民共和国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。

1961年8月12日,陈嘉庚病逝于北京。弥留时他仍殷切盼望台湾回归祖国,并嘱咐“把集美学校办下去”。遗著有:《南侨回忆录》、《南侨正论集》、《住屋与卫生》、《民俗非论集》及《新中国观感集》。

国家给予陈嘉庚以国葬的哀荣,灵枢运回集美,安葬于“鳌园”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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